尹宗佑看着我，看着我这个满身伤痕、眼神却冰冷如铁的女人。他脸上的激动和恐惧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麻木的、认命般的颓然。他缓缓坐回去，低下头，不再说话。

我知道，他默许了。或者说，他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了在刀尖上跳舞的生活。

“第七观测站”很快通过加密渠道发来了第一个“合作”任务：监视徐文祖牙科诊所的异常访客，并记录其特征。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极其危险的任务。诊所是徐文祖的“正常”面具，也是他可能与其他势力接触的窗口。监视那里，意味着要频繁出现在徐文祖的势力范围内，随时可能被他或者他手下的人发现。

我们没有专业的监视设备，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法——轮流在诊所对面的咖啡馆、书店等地方蹲守，用手机偷拍，用脑子记忆。

尹宗佑负责白天，我负责傍晚。我们像两个蹩脚的侦探，在紧张和恐惧中，记录下每一个进出诊所的、看起来不太像普通病人的人。有穿着昂贵西装、举止却带着戾气的男人；有包裹严实、眼神躲闪的女人；甚至有一次，我们看到金理事的那个微胖身影，在诊所停留了不到十分钟就匆匆离开。

我们将这些信息加密后发送给“理事”。没有回应，没有评价。仿佛我们只是两个负责采集数据的传感器。

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放弃对“深渊集市”和“第七观测站”本身的调查。尹宗佑利用“第七观测站”信息库的有限权限，试图挖掘更多关于“S7”核心项目的线索，但大部分内容依旧加密。而我，则开始有意识地回忆、整理前世“她”所掌握的那些黑暗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杀戮，还有伪装、潜入、情报分析……一切可能在绝境中用到的东西。

左手的伤口在持续用药和极度小心的养护下，终于开始缓慢愈合，虽然依旧留下了一道狰狞扭曲的疤痕，触碰时会有隐隐的麻木感，但至少不再溃烂流脓。额角的淤痕也彻底消退。身体上的伤在好转，但精神上的弦却越绷越紧。

我们像走在两条平行的钢丝上，一边为“第七观测站”卖命，一边暗中积蓄着反抗的力量。每一次出门监视都像一次冒险，每一次接收指令都像一次审判。

压力巨大。尹宗佑的失眠更加严重，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眼神时常处于一种放空状态。而我，则感觉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掏空，理智和那股冰冷的黑暗本能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几天后，“第七观测站”发来了第二个任务，更加危险：尝试潜入徐文祖的地下实验室（非核心区），获取近期实验废料的样本。

看到这个任务时，连我都感到一阵心悸。潜入那个地方？哪怕是非核心区？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