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家还没下雪的？）

在克里克特教授的办公室里，仿佛时间的沉淀得比别处更厚重，简言之，就是度日如年。

李乐坐在那张每次都会夹到自己裤衩子的旧扶手椅里，刚就上周那两篇关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晦涩文章，一篇试图用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思维”解读城市涂鸦，另一篇则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消费行为，接受了老太太长达四十分钟的、如凌迟般的分解、剖析、冷嘲、热讽和那么一点点意味不明，模棱两可的鼓励。

他感觉自己的脑浆像被放进rpm的离心机里旋转过，此刻正勉强的一点点从浆糊的状态重新凝聚。

老太太今天穿了件墨绿色的粗花呢上衣，银灰色的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鼻梁上架着那副标志性的、链子垂到胸前的半月形眼镜。

她合上李乐那份被红笔批注得犹如“血染的风采”的作业稿，笔尖轻轻敲了敲桌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现在，”克里克特抬起眼，“你总算有了点.....嗯，姑且称之为入门级的理解。虽然你的应用案例分析部分，依然充满了令人尴尬的、社会学式的简单因果归因，缺乏对文化符号深层逻辑的敏感度。”

李乐在心里悄悄舒了口气，这听起来几乎算是表扬了，“谢谢教授，我会继续深化理解，继续努力。”

老太太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身体向后靠进她那把巨大的、像王座般的皮质转椅里，双手指尖相对，搭在身前。

沉默了几秒，办公室内只剩下老座钟缓慢的“滴答”声。

“我听说，”她忽然开口，语气平淡，“你那个高效率窝边草的田野点，我们那些可爱的、在跨国流动中构建身份的留学生们，最近出了一点，计划外的数据波动？”

李乐愣了一下，随即意识到老太太指的是司汤达的事。

消息传得真快，不过想想也是，在LSE这种华人留学生交错重叠的地方。再说，这些日常就是靠着钻研人性人心过活的老头老太太们，和那些只知道在实验室里折磨学生的理工科大老爷们不一样，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和情报来源，有些时候，一点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

小李秃子抬了抬屁股，试图让又被夹住的裤衩子拔出来，斟酌着词句，尽量用平实的语言，客观地简述了司汤达因涉嫌参与洗钱活动被警方逮捕，目前面临严重刑事指控的情况，省略了其中许多复杂的细节和个人的猜测。将其作为一个发生在观察场域内的极端事件来描述。

“他父母从国内来了，”李乐说道，“他惹上了刑事官司，涉嫌洗钱。语言不通，处境艰难。我只是帮忙联系了一位律师，提供些翻译和陪同。”

老太太安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仿佛在听一个与己无关的域外奇闻。

直到李乐说完，她才轻轻哼了一声，那声音带着一种洞悉世情的冷峭。

“啊，十一公斤黄金......真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数字。足够沉重，也足够闪耀，完美契合了某些人对成功的想象。”她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瞅着李乐，“在你的初期报告里，你将这个司归类为表演型融入者，认为他的消费行为和社交活跃度是一种试图跨越圈层的身份表演。现在，这场表演似乎以刑事指控告终。”

“那么，李，当你的田野对象从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展示滑向刑事犯罪，这对你的研究意味着什么？一个意外的、血淋淋的鲜活案例？还是打乱了你好不容易绘制出的、关于圈层流动的社会地图？”

李乐感到问题里的锋芒。他知道老太太这是在看他是否只将这件事视为一个猎奇的“研究素材”。

斟酌着想了想，“教授，这件事，首先是一个悲剧。对当事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作为，认识他的人，心情很复杂。”

克里克特挑了挑眉，“那么，李，在这种复杂中，你的观察呢？”

李乐深吸一口气，似乎要从一种不客观的角度抽离出去，断断续续的说道，“我观察.....或者说，感受到的是多重反应。”

“他所在的，或者说他试图融入的那个相对核心的圈层，反应各异。有人，表现出很强的集体责任感，积极组织援助，联系律师，安抚家属，这既是出于同胞情谊，可能也包含着维护群体形象、实践领导力的成分。”

“有人则表现出明显的疏离甚至，厌恶，认为他是咎由自取，不愿被牵连。还有像他曾经追求过却又明确拒绝的一位女生，给了一笔远超出普通朋友关系的巨款，这背后的动机就更为微妙，可能混合了同情、愧疚，或者是一种.....划清界限式的决断？”

克里克特微微颔首，示意他继续。

“更外围的一些人，则更多是当作谈资，一种确认自身安全和优越的他者参照。而他的父母.....您能想象，那种从天塌下来的绝望，以及试图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的挣扎。”

小主，

“他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儿子的牢狱之灾，还有庞大数字的律师费，以及对儿子长期以来精心构建的成功学生形象的彻底崩塌的认知。”

李乐想了想，“所以，我觉得复杂在于，这个事件像一块巨石，投入了这个群体的水池，激起的涟漪不仅反映了既有的圈层界限、互动模式，更深刻地触及了在异国他乡的压力下，个体的价值观、友谊的韧性、家庭的支撑限度，以及面对巨大危机时，人们如何重新定义我们和他们的边界。”

克里克特布捏起一枚黄铜书签在手里不断的捻着，直到李乐讲完，她才缓缓开口，“那么，李，你呢，你在这个框架中的角色呢？”

“我想，我的角色更接近于.....一个文化翻译，或者一个信息桥梁。至于分析框架，司汤达的个案确实呈现了一种极端发展，但并未脱离最初关于圈层、资本和身份表演的观察范畴。它只是揭示了这种表演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导向的危险路径。”

“哦？危险路径？”克里克特似乎听到了新鲜的东西，难得翘了翘嘴角，“说说看。”

李乐摩挲着椅子光滑的扶手，试着说道，“在之前的分析中，我注意到司汤达试图通过可见的消费和社交网络来弥补其实际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不足。他租赁高档公寓、宝马汽车，购买奢侈品，频繁参与需要一定经济投入的社交活动。这一切，在群体内部，是一种试图获得认可、提升圈层位置的表演。”

“但这种表演需要持续的经济投入。当他家庭提供的资本无法支撑这种表演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退出表演，承认自己无法维持所宣称的圈层身份，二是寻找非常规的资本来源，以维持表演的持续性。而他的悲剧，在于选择了后者。”

克里克特若有所思，“所以，在你看来，他的犯罪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其身份表演逻辑的延伸？是为了维持那个建构出来的自我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可以这么理解，”李乐点头，“但这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我所观察的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着一种隐性的竞争压力。”

“圈层的边界虽然模糊，但并非不存在。维持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消费水平，是一种非正式的圈层资格认证。当一个人将这种外部认证内化为自我价值的核心标准时，他对于失去这种认证的恐惧，可能会压倒对法律风险的评估。”

“恐惧.....”老太太轻轻重复着这个词，眼神掠过桌上那本翻旧了的《礼物》，“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的情感维度。这比单纯的利益驱动分析更进一步。”

“那么，这种恐惧的根源是什么？仅仅是面子？或者，在跨国流动的背景下，有更深层的原因？你有没有想过？”

李乐思考着，窗外传来远处街道上模糊的汽车喇叭声。

好一会儿，才说道，“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异质文化环境中，对于身份失效的深层焦虑。”

“嗯，继续。”

“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留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一个重新定义自我、实现某种社会阶层跃升或巩固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表演，按照他们所以为的、目标圈层应有的方式去生活、消费、交往，成为一种重要的策略。”

“但是，”李乐强调着，“当这种表演因为经济资本断裂而难以为继时，他们恐惧的不仅仅是社交层面的失败或丢面子，更是一种对整体人生规划崩溃的预感。”

“留学是一项巨大的投资，承载着个人和家庭的期望。表演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这项投资的失败，意味着他们可能无法实现预期的身份转型，无法在那个光鲜的、想象中的未来里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恐惧，使得一些人愿意铤而走险。”

克里克特的眼睛像两潭深水，晃动几下，“所以，你的这位叫司的个体样本，他的悲剧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虚荣或愚蠢，也在于他被困在了一个由跨国资本、社会期望和圈层文化共同编织的网里。”

“他用非法手段获取的经济资本，试图维系的是其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表演，最终却导致了所有资本的彻底崩溃，包括最基本的，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