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的春天，并未因一场大捷而变得温顺。

冰雪消融后露出的，是依旧千疮百孔的土地和盘根错节的沉疴。

沈渊所构想的三大方略，在推行中无一不遭遇着远超预期的阻力。

整军经武方面，周遇吉坐镇蓟辽，以武锐新军为样板，着手整训边军，汰弱留强，换装新械。

然而，过程步履维艰。各地将门盘根错节，吃空饷、役使军户为私奴的陋习积重难返。

强行推动清退冗员、核实兵额，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有将领消极应付，有军户因失去额外生计而怨声载道，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虽被迅速镇压，却也耗费了周遇吉大量精力。

新式燧发枪和火炮的产能，受限于钢铁质量与熟练工匠的数量，提升缓慢，远远无法满足全面换装的需求。

李岩伤愈后，虽晋封侯爵，但“靖安营”补充新兵、恢复元气的速度，也因严格的选拔标准而进展不快。

巩固新政的推广，同样面临地方势力的软抵抗。

新作物在北方确实稳住了民生底线，但正如温体仁所料，其无法替代稻麦成为国家政赋的根本。

当沈渊授意户部尝试在部分地区试点，将部分税赋折征银钱或新作物时，立刻遭到了士绅阶层的激烈反对，他们掌控着地方话语权，指责此举是“舍本逐末”，“动摇国本”。

海运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引发了新的问题。

暴富的海商们开始寻求政治地位，与地方官员的勾结、对市场的垄断初现端倪，孙元化虽竭力规范，却感到力不从心。

而旧漕运集团虽受重创，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在利用其影响力，在货物采购、运河管理等方面给海运设置障碍。

至于 “铁马”轨道，更是举步维艰。

唐山至芦台码头的短轨证明了其技术可行性，但造价之高昂，令户部官员咋舌。

当沈渊提出勘探修建连接京城与通州，乃至未来延伸至蓟州的干线计划时，朝堂之上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之声。

“耗资巨万，于国何益？”

“与民争利，毁田拆屋，易生民变！”

“奇技淫巧，岂是立国之本？”

就连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官员，也对这看不到短期回报的巨大投入持保留态度。

朱由检虽然内心支持，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和下马威式的预算面前，也不得不暂缓此议，只同意拨付少量资金，用于格物院继续技术改进和小范围试验。

沈渊面对着这一切，深感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