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地方的人，信‘树神’。”他指着地图上一个我计划设置中转站的区域，“如果你要在那里动土，哪怕只是搭个临时棚子，一定要先由他们族里的‘摩批’（祭司）选一棵树，系上红布，洒酒祭拜。否则，他们认为会招来灾祸，不是货物丢失，就是人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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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蝮蛇’那样的人喝酒，”“岩甩”继续传授着他的经验，“他给你敬酒，你一定要喝，而且要用右手接，最好能一饮而尽。如果你推辞，或者只用左手，他会认为你看不起他，心里没有把他当朋友。哪怕你酒量再差，第一杯，必须喝下去。”

他还告诉我如何通过对方佩戴的银饰纹样判断其大致身份和所属支系，如何理解他们那种夹杂着大量比喻和民间故事的表达方式，以及在发生冲突时，什么样的道歉和补偿方式才能被他们接受。

这些知识，一点点填补着我认知的空白。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在后续与“蝮蛇”方面的沟通中，我不再仅仅聚焦于冷冰冰的数据和时间节点。我会在讨论路线时，看似无意地提及某个地方流传的关于山神庇护行路人的传说，表示我们选择的路径是“得到山神首肯”的。会在确定合作细节后，通过加密通讯，用他们习惯的、带着比喻的方式表达合作的诚意，比如说“希望我们的合作像澜沧江的水一样长流不息”。

起初，对方似乎有些意外，反应并不热烈。但渐渐地，我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隔阂在一点点消融。他们不再仅仅把我当作一个来自上级集团的、发号施令的“专家”，偶尔也会用带着口音的通用语，跟我聊几句当地的天气、收成，或者某个山头的轶事。

真正的考验，来自于第一次小规模路测的现场协调。

由于路测涉及敏感物资和路线验证，我无法亲临最前沿，但需要在距离边境线不远的一个、由“黑隼”势力控制的、相对安全的秘密前沿据点，进行实时指挥和应急协调。“铁砧”的小队依旧“陪同”在侧，但这次，他们的角色更偏向于外围警戒，与“蝮蛇”人马的直接接触，主要由我通过加密通讯设备进行。

路测开始还算顺利。但就在物资队伍即将通过一个预设的、位于两座山坳之间的关键节点时，负责现场指挥的“蝮蛇”手下那个刀疤头目（名叫“岩肯”）突然传来紧急通讯，语气急促而紧张。

“猎隼！过不去了！‘鬼哭箐’那边有情况！”

“鬼哭箐”是我规划中一个必须穿越的小型峡谷，因其地形回声奇特而得名。按照计划，此时应该畅通无阻。

“什么情况？说清楚！”我心中一惊，立刻调出该区域的实时卫星图和传感器数据，并未发现异常。

“我们派去的探路的人回来说，他们在箐口看到了……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岩肯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是‘琵琶鬼’（当地传说中一种诱人迷失的山鬼）留下的印记！现在队伍里的人都不敢过去了，说硬闯会触怒山鬼，所有人都要遭殃！”

通讯频道里传来一阵嘈杂的当地土语，充满了恐慌和反对的声音。甚至连我这边据点里，几个负责技术支持、同样来自当地边缘区域的“黑隼”手下，也露出了犹豫和畏惧的神色。

“铁砧”在一旁冷哼一声，粗声粗气地说：“狗屁的山鬼！肯定是有人装神弄鬼！让我带几个人过去看看，什么鬼都给他突突了！”

我立刻抬手制止了他。如果用强，或许能强行通过，但必然导致“蝮蛇”手下人心惶惶，甚至可能引发抵触情绪，为未来的合作埋下巨大隐患。我深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远比面对真枪实弹的敌人更难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