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下了道诏书，大意是：我爹在位时，有些政策确实不咋地，让大家受委屈了。凡是因为进言被处分的官员，一律官复原职；以前搞的那些斋醮、营建，全停了；老百姓欠的赋税，实在交不起的就免了。这道诏书一下，朝野上下跟久旱逢甘霖似的，连《明史》都夸他躬行节俭，蠲免逋赋，察罢贪污，吏治为之一新。

但最让人佩服的，是朱载坖的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是啥雄才大略的主，所以干脆放权给内阁。当时的内阁首辅是徐阶，后来又换成高拱，都是些有真本事的人。朱载坖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好好干活，别骗我就行。有次高拱跟他汇报工作，说有个地方官贪污受贿，按律当斩。朱载坖听完就说：该咋办咋办，别问我，我不懂这些。气得高拱直翻白眼，但转头想想，摊上这么个不瞎指挥的皇帝，好像也不是坏事。

不过朱载坖也不是完全不管事。有回宫里要修宫殿，预算报上来一看，得花三十万两银子。他拿着账单算了半天，大手一挥：砍一半，十五万够了。朕看这宫殿挺好，不用大修。户部尚书当时就哭了——多少年没见过这么省钱的皇帝了！

要说朱载坖这辈子干得最漂亮的事，当属隆庆开关。这事还得从嘉靖年间说起，当时东南沿海倭寇闹得厉害，朝廷一着急，就下了道令，不准老百姓出海做生意。结果呢？倭寇没禁住，反而把正经商人逼成了海盗，走私成了公开的秘密。

朱载坖在裕王府时就听说过这事，登基没多久，就跟内阁大臣商量：海禁这政策，是不是不太对？要不试试开个口子？大臣们吵成一团，有人说祖宗之法不能改，有人说开海能增加收入。最后朱载坖拍了板：就这么定了，在福建月港开个特区，让老百姓合法做生意，朝廷收税。

这一开可不得了。月港顿时成了国际大都市，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日本人都往这跑，丝绸、茶叶、瓷器从这儿运出去，白银哗哗地流进来。据史料记载，仅隆庆五年这一年，月港的关税就收了三万多两银子，到了万历年间，更是涨到了二十万两。《明实录》里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这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当时明朝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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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开关之后，倭寇一下子少了很多。为啥？因为老百姓能合法做生意了，谁还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当海盗啊。以前官府追着倭寇打，越打越多；现在敞开了让他们做生意，反而相安无事。这就叫堵不如疏，朱载坖这手，比他爹高明多了。

北边的蒙古问题，困扰了明朝一百多年。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几乎每年都来抢一把，京师好几次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史称庚戌之变。朱载坖登基时，边防军费占了朝廷开支的一半还多，可就是挡不住蒙古人。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转机来了。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因为跟爷爷闹别扭，居然带着老婆孩子投奔了明朝。这可把朝廷难住了：杀了吧，怕俺答汗报复；放回去吧，又怕他不领情。就在大伙儿吵得不可开交时，宣大总督王崇古上书，说这是个好机会，不如顺水推舟，跟俺答汗议和。

朱载坖拿着奏折看了半天，问高拱：这事儿靠谱不？高拱说：靠谱！俺答汗早就想跟咱们做生意了，就是抹不开面子。现在他孙子在咱们手上，正好跟他谈条件。朱载坖一拍大腿：行，就这么办！给俺答汗传话，只要他归顺朝廷，咱们就封他为王，还在边境开互市，让他的人能买到铁锅、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