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朱门帝子家，少年意气欲兴华。

削藩未竟权先丧，除宦难成志已赊。

谋屡败，泪空斜，夕阳残照满宫纱。

可怜一代中兴主，只向史书留叹嗟。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长安的皇子府邸里，诞生了个哭声不怎么响亮的娃娃。这孩子爹是唐穆宗李恒，妈是萧妃，排行老二，取名李涵——后来登基改叫李昂，也就是咱们要聊的唐文宗。

按大唐那会儿的规矩，皇位这东西，轮也轮不到他。老大李湛是太子，后来成了唐敬宗，他顶多就是个混吃等死的颍王。要是没意外，他这辈子应该是住着大宅子，喝着美酒，看着歌舞，偶尔跟文人墨客吟个诗，最后在史书上留个“颍王涵，穆宗次子，善属文”的冷门记录，也就到头了。

可偏偏，大唐的“意外”比长安城里的沙尘暴还多。

他哥唐敬宗李湛，是个典型的“玩主”皇帝。在位两年，正事没干多少，打马球、捉狐狸（那时候叫“打夜狐”）、跟宦官瞎混倒是样样精通。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这哥们跟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喝酒，喝到兴头上还玩起了“打夜狐”，结果夜里回宫，被这群伺候他的宦官直接给杀了——年仅十八岁，死的时候可能还惦记着第二天的马球赛。

宦官杀了皇帝，怕事情败露，就想找个好控制的皇子当傀儡。他们瞅来瞅去，选中了时年十六岁的李涵。为啥选他？一来他年纪小，看着老实；二来他妈萧妃家世不显赫，没什么后台；三来他平时不爱出风头，天天躲在府里看书，宦官们觉得这孩子“好拿捏”。

于是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一群宦官揣着刀，把还在睡梦中的李涵从被窝里薅了出来。《旧唐书·文宗纪》里写这事儿，就六个字：“夜，敬宗遇害，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明日，贼党立文宗。” 看着轻描淡写，可当时李涵的心情，估计跟被雷劈了差不多——前一天还是王爷，后一天就成了皇帝，关键这皇位还是杀了自己亲哥的宦官送的，这哪是登基，这分明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但李涵没慌。他穿好衣服，跟着宦官们进宫，一路上没多说一句话，眼神却把宫里的动静看了个遍。等走到大殿上，面对满朝文武和杀气腾腾的宦官，这十六岁的少年居然没打哆嗦，反而端端正正地坐了下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敬宗皇帝何在？”

这话一出口，满殿皆惊。宦官们没想到这孩子这么敢说，大臣们也愣了——这哪是他们想的“软柿子”？

接下来的几天，李涵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冷静。他先是按规矩给敬宗办了丧事，然后迅速提拔了裴度、韦处厚等正直的大臣，又不动声色地把参与杀敬宗的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抓了起来，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直接砍了脑袋。《新唐书·文宗纪》里说他“杀苏佐明等，夷其族”，干净利落，一点不含糊。

做完这一切，李涵才正式改元“大和”，登基为帝，改名李昂。那一刻，长安城里的人都觉得：这新皇帝，好像跟之前那几个不一样。

文宗登基的时候，大唐早就不是太宗、玄宗那会儿的盛世了。外面有藩镇割据，河北三镇（幽州、成德、魏博）天天跟朝廷叫板，说不听就不听；里面有宦官专权，从肃宗开始，宦官就敢杀皇帝、立皇帝，连禁军（神策军）都在他们手里；还有党争，牛僧孺、李德裕两拨人斗来斗去，把朝堂搅得乌烟瘴气。

文宗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但他不想当傀儡，更不想当亡国之君。这孩子打小，尤其喜欢读《贞观政要》，天天琢磨着怎么学唐太宗，把大唐重新搞起来。

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省钱”。以前的皇帝，比如他爹穆宗、他哥敬宗，天天想着修宫殿、买珍宝，花钱跟流水似的。文宗不一样，他登基没几天，就下了道圣旨：“停修曲江亭馆，出宫女三百人，纵五坊鹰犬，省冗食千二百人。”（《旧唐书·文宗纪》）——曲江池的亭子别修了，宫里多余的宫女放出去，打猎用的鹰犬也放了，连吃闲饭的官员都裁了一千二百个。

有一次，各地官员给朝廷送贡品，其中有个地方送了块罕见的绸缎，上面绣着鸳鸯。文宗看了，直接让人把绸缎烧了，还下旨说：“今后各地不得进献奇珍异宝，凡是奢侈之物，一概不许入宫。” 底下的大臣们一看，这皇帝是来真的，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铺张浪费了。

除了省钱，文宗还特别重视人才。他不爱跟宦官、外戚打交道，天天找裴度、韦处厚、李德裕这些有本事的大臣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夜，问他们怎么治理国家、怎么平定藩镇、怎么对付宦官。《资治通鉴》里记载，文宗经常“召宰相群臣论政事，至夜分乃罢”，有时候聊得太投入，连饭都忘了吃。

他还特别喜欢听真话。有一次，他跟大臣们说：“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别跟我绕弯子。就算说的话不好听，我也不怪你们。” 有个叫宋申锡的大臣，为人正直，文宗很信任他，后来把他提拔成宰相，让他专门负责打击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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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文宗，满脑子都是“中兴大唐”。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朝政，晚上还在灯下看书，有时候累得眼睛都红了，也不肯休息。宫里的太监见他这么拼，都私下里议论：“这皇帝跟老黄牛似的，也太能折腾了。” 文宗听见了，也不生气，只说：“我爹、我哥在位的时候，把国家搞成这样，我要是再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那会儿的长安，确实有了点“中兴”的苗头。街上的流民少了，商人多了，大臣们也敢说话了。有人甚至跟文宗说：“照陛下这么干下去，用不了几年，咱们大唐就能回到贞观、开元的时候了。” 文宗听了，心里也美滋滋的，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白费。

可他忘了，大唐的病根，不是靠省钱、听真话就能治好的——尤其是宦官和藩镇这两个“毒瘤”，早就长到骨头里了。

文宗最头疼的，就是宦官。当时的宦官头目，叫王守澄，是个老狐狸。他从宪宗时期就开始掌权，历经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手里握着神策军的兵权，朝廷里一半的官员都是他提拔的，连文宗能当上皇帝，背后也有他的影子。

文宗知道，不除掉王守澄，自己永远是个傀儡。可王守澄势力太大，硬碰硬肯定不行。于是，他想到了宰相宋申锡。

宋申锡这个人，没什么背景，为人正派，对宦官恨之入骨。文宗觉得他可靠，就偷偷找他商量，让他想办法除掉王守澄。《旧唐书·宋申锡传》里说，文宗“密与申锡谋诛宦官”，两人经常在宫里的偏殿偷偷开会，连身边的太监都不让靠近。

宋申锡接到这个任务，又激动又紧张。他知道这事儿要是成了，就是大功一件；要是败了，自己小命不保。他琢磨了半天，觉得应该先从王守澄的党羽下手，一步步削弱他的势力。于是，他找了几个自己信任的官员，让他们搜集王守澄的罪证，准备等证据确凿了，再跟文宗一起动手。

可宋申锡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身边有“内鬼”。他有个部下叫王播，是王守澄安插在他身边的眼线。宋申锡刚把计划告诉自己人，王播就立刻跑去告诉了王守澄。

王守澄一听，差点没气炸。他没想到文宗这小子居然敢跟自己对着干，更没想到宋申锡这愣头青还真敢接这活儿。他当下就决定，先下手为强。